目击者的苦衷

运用现代技术拍摄视频，再将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这样做不仅可以在人们之间建立共情，还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遭遇了可怕或者不公正经历的受害者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悲惨经历，并分享给生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作为观众的我们在看完视频后，便会产生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将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为受害者鸣冤，从而多多少少帮助受害者。对于这一点，我绝不否认。但是，这些视频也会给其中的涉事者带来负面影响，其中的缘由特别复杂。互联网一方面赋予了网民表达自我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会引发一些伦理问题。

“我深信视频在鼓动人们行动方面的巨大力量。”山姆•格雷戈里告诉我。格雷戈里是“目击者”公益组织的一个项目主管。该组织成立于1992年，创始人之一是彼得•盖布瑞尔，它致力于训练、帮助人们学会使用视频维护人权。在此之前，美国警察暴打黑人公民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丑闻引起了全国轰动，多亏了路人乔治•霍利迪（George Holliday）用手机拍下的证据。“目击者”公益组织在成立之初，将工作重心放在购买、发放摄像机上。后来，随着手机的普及以及网络科技的发展，该组织有了新的发展方向。2006年，盖布瑞尔在进行TED演讲时告诉台下的观众：“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遭遇不公的人都可以拍下他们的遭遇，然后上传到互联网，让全世界看到他们的经历。我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声音能够被世界听到。”

现在的“目击者”已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即时发现涉及人权的社会事件，同时训练受害者在不违背道德的情况下安全、有效地使用视频记录他们的遭遇，呼吁当权者做出改变。该组织的具体工作包括：训练受害者使用基础设备，设计开发软件，游说网络技术公司提供支持，帮助扩大受害者拍摄视频的影响力。据组织工作人员估计，总计2.5亿人次观看了他们制作的视频。与此同时，格雷戈里也及时指出了一个隐患：并不是观看视频的人数越多越好。在许多情况下，将视频送到利益相关方的眼前才是上策。有时候，只有当一个视频被某个社会活动家、人权律师或者政策制定者看到之后，才能触发真正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该组织向来反对无选择性地盲目宣传视频，因为这样做存在很多风险和隐患。

当我们被某个视频触动，迫切想和他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会思考要分享给谁。通常我们会选择那些富有同情心的人，因为这样才能引起情感共鸣。然而，观看视频的可不止善良人士，还有一些用心险恶的人。根据格雷戈里的解释，很多上传视频的人都觉得自己才是视频的主人，有能力左右事态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视频很可能因为强大的影响力而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即使一个视频清楚地揭露了当权者滥用职权的丑闻，由于里面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如违法分子、受害者、抗议组织甚至反政府团体等，情况也会越来越复杂，导致这个视频不仅不能引起积极的变化，反而会被别有用心者当枪使。

乔治•霍利迪拍下的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视频引发了一场全国抗议，于是警方展开内部整顿。但是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三位涉事警察却被法庭宣判无罪，让美国人民气愤不已。霍利迪自己开了个小店，经营水管业务。他用录音摄像机拍下视频后，第二天清早便把视频卖给了美国洛杉矶KTLA电视台。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没想到自己却落得在CNN被民主党员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考问的下场。过去25年间，霍利迪从未对美国的电视新闻行业有过好感。同样不幸的人还有拍下警察扼杀黑人公民加纳的视频的拉姆齐•奥尔塔。奥尔塔说，之后他总是受到警察的骚扰，其中一位还叫嚣道：“你不是喜欢拍我们吗？我们也要拍你。”奥尔塔告诉《时代周刊》：“有时候我真的很后悔自己拍下这段视频，我应该考虑一下后果。”之后，奥尔塔因为其他问题被捕入狱。

2015年1月，住在巴黎的工程师霍尔迪•米尔（Jordi Mir）拍了一段时长42秒的视频，他以为自己拍摄的是银行抢劫，没想到却是一次针对法国杂志《查理周刊》 （Charlie Hebdo ）办公大楼发动的恐怖袭击。视频里，戴着面具的恐怖分子在逃跑过程中开枪打死巡逻警察艾哈迈德•梅拉贝特。随后，米尔将视频分享到了脸谱网。尽管15分钟后米尔便后悔了，将视频删除，但是为时已晚。未经他本人授权的视频已经被无数网友复制、播放、截屏，成为那场恐怖袭击的象征。一个小时后，视频上了电视直播。事后，米尔觉得自己太冲动、太愚蠢。纵然一些人觉得多亏了这个视频，巴黎人才能心连心谴责恐怖主义，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觉得这个视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梅拉贝特的兄弟当着记者的面斥责米尔：“你怎么能把它放到网上？我能清晰地听见我兄弟的声音，我能认出视频里的人就是他。我不得不看着他被残杀，不得不每天听见他的哀叫。”对此，米尔很内疚，他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绝对不会把视频传到脸谱网。”

此外，记录政府暴行的视频也很容易被政府反利用。2009年，据媒体报道，伊朗政府建立了一个众包网站，目的是辨认、逮捕各种视频和照片里面的反政府分子。这也是为什么格雷戈里及其团队总是小心谨慎地利用视频推进人权运动。“目击者不是那么好当的。”他说，“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其他人在不违反道德的情况下安全、有效地用视频记录社会事件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视频创作者应该考虑的，也是视频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

“我把视频上传到了脸谱网，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戴蒙德•拉维希•雷诺兹对着站在明尼苏达州政府大楼外的一群记者说，“我想让大众来判断谁对谁错。我想让大众也成为目击者。我想让他们亲眼看见鲜血从我的男友的身体里流出、流淌不止。你们唯一错过的便是警察开枪的画面。当时我坐在座位上不敢动弹，否则我也会成为警察的枪下鬼。”就在两天前，戴蒙德的男友菲兰多•卡斯蒂利亚被一个叫杰洛米诺•亚涅斯的警察开枪打死。当时，菲兰多正准备伸手掏包取证件，却被警察误认为要拔枪。在视频里，戴蒙德详细讲述了整个经过，她无比镇定，这个视频引起了美国上下的愤慨。

戴蒙德的视频无疑是2016年最具影响力的视频之一，它发人深省。人们开始思考，将个人的惨痛经历分享到网络，这样做真的合适吗？如今，先进的通信技术让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那么在交流沟通之余，我们对彼此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很多人对网络视频如何影响世界非常感兴趣，但是随着视频时代的到来，我们，特别是年青一代也应该仔细反思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当我们看到一个揭露不公平的视频时，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进行评论或转发，从未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思考自己的行为。格雷戈里举了一个例子，2013年，俄罗斯的一群新纳粹分子围堵了一个20岁的年轻小伙子，随后以各种侮辱性的话语攻击他的性取向，长达整整20分钟。目击者拍下视频上传到俄罗斯的一个社交平台，随后迅速蔓延到各大网站，激起了民愤。几个LGBT 组织和一家国际媒体也转发了这个视频。一时间，呼吁人们一定要提防对LGBT群体的仇视的声音席卷了整个俄罗斯。“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格雷戈里问我，“一方面，你希望人们能看到这个可怜小伙子的遭遇，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你成了那群新纳粹分子的帮凶，你给这个小伙子带来了二次伤害。”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有过好心办坏事的经历。鉴于互联网松散的管理制度，互联网上好心办坏事的案例则更多。互联网如何问责这一话题原本只是大学课堂和公司董事会上才会讨论的，但是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在网络空间肩负的责任。

每一天都有人将自己的悲伤、痛苦、绝望分享到互联网，每一个这样的视频都值得我们关注，都能引起我们的情感共鸣。虽然诸如“目击者”之类的公益组织会训练网民如何在不违背伦理的情况下记录社会事件，但是作为互联网的公民，我们的每一个评论、每一次转发都会对事态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有影响力的不仅仅是视频，还有我们对视频做出的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明白自己的责任，否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政府早已注意到网络视频对其所管辖公民的影响力，所以一旦爆发群众抗议，政府便会屏蔽YouTube的入口。

其实，让政府担惊受怕的并不是某个视频被公民看见，而是公民看见视频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有时，这些反应要么将政府置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要么促使愤怒的公民走上街头抗议，要么损害政府形象、威胁政府的统治，这些都让执政者夜不能寐。

YouTube建立的初衷并不是发布政府滥用职权的视频，又或者播报自然灾害。YouTube的服务器刚刚投入使用时，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成为斯科特视频或者海地地震等视频的传播平台。短短几年之内，网络视频平台的技术不断发展，存在于喜剧、美妆、热舞视频等之间的目击者视频引发了政治运动，将我们与受害者紧密相连，甚至成为革命的导火线。

“目击”本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行为，它可能带来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或给观众留下心理创伤，或让观众顿生敬畏之心，或令人感动得一时无语，或让人气愤得怒火中烧。有时候，这些视频激发的反响之大，可以进入世界人民的视野，比如肯尼迪遇刺或者警察暴打罗德尼。试想，如果没有现代技术，这些目击者拍下的视频还能引起整个世界的情感共鸣吗？当然不能。正是得益于科技的进步，人们才能够克服地理位置和贫穷的限制，将自己的经历分享给全世界。这些视频的真正影响也许只有在几十年后才能尘埃落定。

照相机会越来越先进。新的视觉媒体会进一步放大那些愤怒、悲伤以及反抗的时刻。虚拟现实设备和360度摄影机将进一步深化我们的视频体验，从而赋予视频更强大的力量。除此以外，手机直播，这一开发了数年的技术终于成熟，这一方式使得视频拍摄和分享几乎同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件重要的事都不会逃过世界人民的双眼。

现代科技不仅能够记录发生的大事，还能将人民联系在一起。“我按下拍摄键，斯科特也许能感觉到有人在身后默默给他打气。”桑塔纳告诉NBC，“当时，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只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在和他一起反抗暴行。”在我们看完一个视频之后，我们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从观众变成了目击者，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微薄的力量去影响事态。按格雷戈里的话说，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只做双手抱臂的旁观者是可耻的。

Fredrick Kunkle, “Fairfax Native Says Allen’s Words Stung,” Washington Post , Aug. 25,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8/24/AR2006082401639.html .

Mocaca有三种解释：第一，一种类称，包括20种以上的猴子，其中一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猕猴；第二，葡萄牙语，意为“母猴”；第三，派生词，殖民者曾用其源词称呼比属刚果（刚果旧称）的非洲人，后来该词在一些文化中成为对黑种人的侮辱性称呼。这三种解释，无伦艾伦取哪一种，都是在引火烧身。

“Battleground States Poll,” Dow Jones & Company, Inc., Wall Street Journal , Oct. 31, 2006. http://online.wsj.com/public/resources/documents/info-fl ash05a.html?project = elections06-ft&h = 495&w = 778&hasAd = 1 .

“2008 Republican Insiders Poll,” National Journal ,May 13, 2006. http://syndication.nationaljournal.com/images/513insiderspoll.pdf .

2011年，艾伦在又一次州参议员竞选中输给了来自民主党的蒂姆•凯恩。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艾伦居然是通过YouTube视频宣布自己参选的，好像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

Jim Rutenberg and Jeff Zeleny, “Democrats Outrun bya 2-Year G.O.P. Comeback Plan,” New York Times , Nov. 3,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11/04/us/politics/04campaign.html .

Michael Scherer, “Salon Person of the Year: S.R.Sidarth,” Salon , Dec. 16, 2006. http://www.salon.com/2006/12/16/sidarth/ .

《芭芭拉•安》 （Barbara Ann ）和《轰炸伊朗》（Bomb Iran ）的英文发音相似。——译者注

Frank Rich, “2006: The Year of the‘Macaca,’ ” New York Times , Nov. 12,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11/12/opinion/ 12rich.html?_r = 0 .

Ben Cosgrove, “Kennedy’s Assassination:How LIFE Brought the Zapruder Film to Light,” Time , Nov. 6, 2014. http://time.com/3491195/jfks-assassination-how-life-brought-the-zapruder-fi lm-to-light/ .

Assassination Archives and Research Center, Warren Commission Hearings , vol 7, 576 . http://www.aarclibrary.org /publib/jfk/wc/wcvols/wh7/html/WC_Vol7_0292b.htm .

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奥利维亚本可以去《新闻周刊》这样的大型新闻机构工作，但是自从她的一位同学建立了一个网站后，奥利维亚觉得新媒体技术很有潜力，决定迈入这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