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战略上的被动为战役战斗上的主动

在战争中，为了掌握主动权，不仅仅要寻找一切机会积极采取攻势的行动，即使在整体上处于防御的状态下，你也不能单纯采取防御的手段来进行消极的防御。

前面讲过，与进攻相比，防御本身就是一种相对消极的手段。所以毛泽东说：“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充分地发挥主动权。”

在防御战中，如果防守的一方采取单纯的防御手段，就特别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很简单，没有攻不破的堡垒。用刘伯承的话说：“单纯依靠工事来防御是不能持久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时间长了，攻击的办法也就多了。”

所以在战争中，即使防御，也要采取积极的进攻作为防御的手段。这就是积极防御、攻势防御、决战防御。

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不要采取完全消极的防御，而要从正面或侧面攻击敌人，甚至当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时候也要这样做。”

积极防御这条原则，还是毛泽东讲得最透彻，用得最娴熟。毛泽东说：“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

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抗，长期以来都是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决定了共产党军队在战略上必须实施防御，以避免不利的决战，保存自己，消耗敌人。但是毛泽东强调，即使在战略层面上要采取防御的战略，在战役战斗上，也一定要在有利条件下积极进攻作战。

要通过有利条件下的战役战斗的积极进攻，来达成战略上的防御目的。

毛泽东说：“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

他曾经以红军作战为例，详细阐述了如何在防御战中变被动为主动：“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就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所谓的内线作战，就是对手压着我打。所谓的外线作战，就是我压着对手打。

整体上是你压着我打的态势。但是即使整体上是你进攻我，我也一定要在关键的局部以积极的进攻和兵力的集中，形成压着你打的态势。

从1927年到1949年，在差不多22年的战争中，除李德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共产党军队在战役战斗上所采取的，基本上都是积极的攻势，而没有进行过较大规模的防御战。即使是一些较小规模的防御战，也往往是为了辅助进攻而实施的。

这就出现了战争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奇观：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重兵包围、多路进攻，在战略上处于绝对的进攻态势；另一方面，共产党军队在战役和战斗的层面，不断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包围、进攻、聚歼，从而把战略上的内线防御，硬生生变成了战役战斗中的外线进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甚至在战略退却中，也不放过一切机会组织进攻作战。

正是通过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毛泽东巧妙地把战略上的被动转化成了战役战斗上的主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就是一边指挥防御，一边做出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决策，从而以攻为守，打乱了国民党的进攻部署，并夺取了主动权。

战略上防御的一方，一旦在战役、战斗层面也采取防御的手段，从而变成毛泽东所说的消极防御、单纯防御、专守防御，往往就要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就要失败。

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当时国民党是以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了进攻。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围剿”，毛泽东曾经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进攻的外线作战”计划。

然而李德和博古置之不理，反而提出了“以堡垒对堡垒”的口号，希望通过分兵把口的阵地防御，来挡住国民党的进攻。为此，李德和博古先后组织了广昌之战、驿前之战等大规模的阵地防御战，结果却陷入极端被动的局面。

最后的结局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

事实上，李德的同乡克劳塞维茨这位战争理论大师，在谈到防御时，早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一条主要的原则是：决不要采取完全消极的防御，而要从正面或侧面攻击敌人，甚至当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时候也要这样做”。

所以他讲过一句著名的话：“防御这种作战形式绝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正因如此，极度信奉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美军，也特别强调这种以积极进攻为手段的防御。美军《作战纲要》曾说：“在防御中，所谓主动就是要迅速反守为攻。”“一旦攻方开始执行某一特定的行动方案，守方即予以挫败，而后先发制人，不让攻方进行任何调整，从而夺取主动权。”

美军根据自己的作战任务与特点，提出过一个专门的概念：“破坏性进攻”。什么叫“破坏性进攻”？顾名思义，就是防御一方为破坏预期中的对手的进攻，而主动向对方发起的进攻。

通过先发制人，先敌出手，破坏对手的进攻准备，打乱对手的进攻节奏，削弱和迟滞对手的进攻行动，从而破坏预期的敌人的进攻。

正如在战争中，你通过积极的进攻，来破坏预期的敌人的进攻，在竞争中，你同样也可以通过积极的进攻，来破坏预期的竞争对手的进攻。

腾讯是靠游戏和社交起家，阿里是电商出身。所以腾讯具有更强的泛娱乐基因，其文娱生态版图已经非常完整；相反，大文娱从来不是阿里的真正主场，阿里主要是通过不断地“买买买”来布局大文娱。

2013年阿里收购了虾米音乐，2014年收购了阿里影业和UC头条，2015年组建了阿里音乐、阿里体育和阿里文学，收购了优酷土豆，2017年收购了大麦网，成立了阿里游戏……

那么，阿里为什么在大文娱连年巨亏的情况下还要坚持投入？

一方面，是出于阿里在娱乐这一重要的场景进行布局，从而构建自身完整生态的需要。如阿里自己说的那样，使阿里既有满足用户物质消费的能力，又有满足用户精神消费的能力，而随着泛娱乐时代的到来，后者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

另一方面，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则是通过大文娱来主动前出到腾讯的地盘，就使阿里处于可攻可守的有利地位：从守的角度，可以起到构建战略前沿阵地，对自己的领地形成强大的侧翼保护作用；从攻的角度，则可以以此作为战略跳板，保有随时威胁腾讯核心地盘的主动权。

这样，就可以使阿里从次要的战略方向上对腾讯形成极好的战略牵制，使得腾讯无法放手在其他领域进行战略扩张，很难一家独大。

这也是在商业竞争中，为什么巨头之间的缠斗，往往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在竞争中为了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安全，你就必须先发制人，抢先在关键的地点展开自己的部署，并形成对对手的反制。

强者固然是这样。即使你是弱者，在竞争中面对强者发起的进攻时，你同样也可以通过这种主动的“破坏性进攻”，来破坏对手进攻。

漓泉啤酒是广西的一家地方性啤酒品牌，其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直是青岛啤酒觊觎的对象。为此，青岛啤酒还专门收购了漓泉竞争对手的生产线，准备强行打入广西市场。

2002年，漓泉得到了一个信息：青岛啤酒将会利用2003年青岛啤酒百年纪念之际，在市场上推出以“青啤百年”为主题的传播活动，在全国统一媒体支持下，在终端和渠道发起大力度的传播，以配合对广西的攻势。

在青啤之前，哈尔滨啤酒就曾经利用过“哈啤百年”这个机会，成功地进行了传播和市场扩张。青啤一旦发起“青啤百年”的凌厉攻势，只有10多年的历史、又是地方性品牌的漓泉，仅靠死守，肯定无法挡住青岛啤酒的攻势。

在这种情况下，漓泉意识到，只有先发制人，才能打乱青啤的传播计划。

经过精心的分析，他们终于找到了对手计划的一个弱点：“百年”的诉求固然可以传递出深厚历史底蕴的信息，但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衰老、陈旧。

于是，在青啤百年活动到来之前，漓泉抢先在广西发起了攻势。当时电视台正好在热播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杜小月的扮演者袁立年轻漂亮，许多观众都非常喜欢。于是他们以袁立为代言人，针锋相对，打出了“年轻更精彩”的诉求。

这个诉求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眼球。等到青啤发起“青啤百年”的活动时，“年轻更精彩”早已经在广西深入人心，“百年”反而成了老态龙钟的代名词。青啤的这次大规模进攻，因此也就无功而返。

青啤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发起新的攻势。漓泉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对手的行动信息，并做出了一个推断：2004年，青啤的传播主题，将会以“新鲜”为主要诉求。对于啤酒来说，新鲜当然是很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漓泉决定再次先发制人。他们再次以袁立为代言人，抢先推出了自己的诉求“新鲜挡不住”。

漓泉的这个活动正可谓先声夺人，等到青啤推出“新鲜”的诉求时，这个主题已经不再新鲜了。

青啤精心组织的进攻又一次遭到了挫败。漓泉也因此牢牢地将青啤挡在了广西市场之外。

克劳塞维茨曾说：“即使力量最弱的防御者，也必然会拥有可以影响敌人和威胁敌人的某种手段。”

无论是战争还是竞争，成功的防御战，本质上一定都是主动的、前瞻的、进攻性的。而最好的防御战，则往往都是在对手的进攻行动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就采取主动的攻势，来破坏对手发起的进攻。

无论是毛泽东的积极防御，还是美军的破坏性进攻，或者漓泉的主动出击，都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在对抗的过程中，你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无论是强大还是弱小，如果想取胜，就必须具备积极的进攻精神。

要主动地塑造对手，而不能被对手塑造。

只有这样，你才能主导竞争的进程，掌控竞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