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疲惫，你贫穷，你屡遭重创

周一早上，我和梅森•泰特坐大轿车前往上西区采访一位贵妇。他心情不好，创刊号的封面故事还没着落，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他的抱怨的门槛似乎越降越低。车子还没到麦迪逊大街，他抱怨的项目就已有咖啡太冷，空调太热，车子太慢。更糟的是，对泰特来说，出版社安排的这次采访太浪费时间。他说，这位前辈的教养太好，思维太迟钝，眼神太不好，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内部消息。要在平时，谁被要求陪泰特先生去采访是一种荣幸，可这次却是一种惩罚。看来我的麻烦还没有完。

车子在一片沉默中拐进55街。在广场宾馆，过于殷勤的领班身穿带大黄铜扣的红色长大衣站在台阶上。而在半条街外的艾塞克斯酒店，佩着肩章的领班穿的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蓝灰色制服。两个宾馆要是打起仗来，认人倒是十分方便。

我们拐进中央公园西路，驶过达科他酒店和圣雷莫酒店的门卫，停在79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前，从这里能看到贝拉斯福德的拱形屋顶。皮特打开车子后门，向乘客伸出手，就像他从前把手伸给我一样——廷克需要去“办公室”的那个三月的夜晚，还有我穿着那条设计拙劣的圆点裙搭便车从餐馆到这儿的那个六月的夜晚。

这时，我有了一个念头。

理智告诉我闭上嘴，地方不对，时候不对。他正在气头上，不会理你的，但在博物馆台阶尽头的大理石基座上，高高矗立的泰迪•罗斯福骑着铜马喊道，冲啊！

——泰特先生。

——什么事？（恼怒地）

——您不是一直在为创刊号找那篇特写吗？

——是的，是的？（不耐烦地）

——如果我们不去采访知名人士，而去采访看门人呢？

——什么意思？

——他们看似没有教养，其实他们拥有智慧，而且他们见证一切。

有一会儿，梅森•泰特盯着前方，然后摇下车窗，把咖啡扔到街上。在车子开过十五条街时，他第一次转过身来看我。

——他们愿意和我们谈吗？如果我们把他们说的一些事情登出来，总有一天会对他们不利的。

——我们采访前雇员怎么样——那些辞职或被解雇的人。

——怎么找得到他们？

——我们可以在报纸上刊登一则高薪招聘看门人和电梯操作员的广告，要求至少在市里五个最高档的公寓楼里有过一年的工作经验。

梅森•泰特朝窗外看去。他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块巧克力，分成两块，开始慢慢地、仔细地咀嚼，好像是要把巧克力的味道碾出来。

——如果我让你登出广告，你真的觉得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我拿一个月的薪水打赌，我冷静地说。

他点了点头。

——好好做，成交。

周五，我提前步行去上班。

广告在《纽约时报》《每日新闻报》和《要闻邮报》上已经登出三天，要求申请人今天上午九点来康泰纳仕大楼。我和泰特的“薪水赌注”很快传开，每次我经过大厅，几个小伙子便有节奏地吹起口哨。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责怪他们。

此时，第五大道上的楼房仍像是一夜之间从地上冒出来的——又像豆茎一样消失在云中。

一九三六年，法国伟大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出版了一本小书，名为《当大教堂是白色的时候》，详细介绍他第一次纽约之行。他描述了第一次见到纽约时的激动之情，他像沃尔特•惠特曼一样，不仅歌唱人性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歌唱摩天大楼、电梯和空调，歌唱锃亮的钢铁和反光玻璃。他写道，纽约有这样的勇气和热情，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被送回建筑工地，重新打造出更伟大之物……

读了那本书，你再沿着第五大道行走，抬头仰望那些高楼大厦，你觉得任何一幢大楼都可能把你引向那只下金蛋的母鸡。

不过那年夏天早些时候，另一位来到纽约的人感受却有所不同。他是一位名叫约翰•威廉•沃德的年轻人。早上大约十一点半，他爬到哥谭镇酒店十七楼的窗台上，立刻被人看到，楼下聚集了一大堆人，男人停下脚步，手指钩着搭在肩上的大衣，女人用帽子扇风，记者忙着记下大家说的话，警察清理人行道，觉得随时……

但沃德只是站在窗台上，考验记者、警察和群众的耐心，人们开始怀疑他，说他既没有勇气活下去，也没有勇气结束痛苦。至少，在他于晚上十点三十八分跳下去之前，他们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想纽约市的地平线也给了他一些跳楼的勇气。

康泰纳仕大楼的大厅还是空荡荡的，不过人很快就会多起来。我穿过大厅，走向电梯，这时，保安托尼向我挥挥手。

——你好，托尼，什么事？

他的头朝大厅一边摆了摆，在镀铬的皮革长凳上坐着两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手里拿着帽子，他们胡子拉碴，垂头丧气，看起来像是被上帝遗忘了，来到鲍威利布道所听布道只是为了混一碗汤喝。看他们的样子，估计就连那种用玻璃纸包好、在廉价杂货店出售的小道消息，他们也一无所知。我思忖着，要怎样低三下四地求马卡姆小姐，她才会答应让我回去上班呢？

——我们一开门，他们就在外面等着了，托尼说着，又偷偷补上一句：左边那个有点儿气味。

——谢谢，托尼。我要带他们上楼。

——好的，康腾小姐。没问题，对其他人您看该怎么办呢？

——其他人？

托尼绕过桌边，打开楼梯口的门，门口挤满了男人，体型不一，神色迥异，有些和长凳上的那两个差不多，看着像是坐在开进曼哈顿的货车后厢里来的。还有一些像是退休的英国男仆，有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黑人，他们看上去有的狡猾，有的精明，有的粗野，有的善于逢迎。他们两两一组绕着楼梯坐在台阶上，一直延伸到二楼转角处，视野的尽头。

一看到我，坐在第一级台阶上一位穿着得体的高个子男人就站起来，立正行礼，好像我是进入营房的司令官。没过一会儿，坐在台阶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